刘邦在称帝之后，最初选择的都城是洛阳。他之所以青睐洛阳，是希望效仿周朝，将其作为天下的中心，象征天子居中，诸侯朝贡方便。然而，很快娄敬便提出了不同的见解，他劝刘邦说：周朝之所以选洛阳，是因为它以德服人，地处天下之中，便于诸侯来纳贡；而汉朝靠武力夺天下，局势与周大相径庭。原秦之关中，四面环山、内有大河，坚不可摧；即便天下有变，也能迅速募集百万之众；且关中土地肥沃，堪称天府之地。若汉朝入关建都，即便关东战乱，关中仍能保全，犹如掌握天下咽喉，攻守主动尽在手中。
从军事角度分析，蜀汉若从汉中出击，需穿越秦岭，路线单一且粮草补给困难，每次北伐效率低下。若定都重庆（当时称江州），可借长江水道顺流而下至荆州，再北进曹魏腹地，路线更短、运输更高效。水运可以一次运输数十吨乃至数百吨物资，极大提升军粮和兵力投送效率，战略主动性显著增强。 定都成都的问题不仅在于地理，更在于心态：偏安、保守，忽视政治与军事战略目标。若蜀汉将都城设在重庆，可迁移成都及周边世家至重庆稳定政局，原成都留平民自耕，由官员治理，既保持经济活力，也便于征兵与征物。战略主动性和军民士气均可提升，北伐曹魏的机会也将大大增加。 总结来看，汉初刘邦定都长安，既直面北方与西方少数民族威胁，也为未来制服异姓王奠定基础，兼顾政治与军事战略。蜀汉定都成都，则因偏安一隅、消极退缩，丧失战略进取心，导致荆州易失、北伐效率低下，最终兴复汉室的理想逐渐幻灭，可谓战略败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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